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一批文化新业态、新场景应运而生。目前，文化产业规模正不断地扩大，数字化战略扎实推进，这带给了人们文化消费新体验，依托数字化赋能及先进的技术，持续推动文化产业向高质量目标进行发展。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11月22日，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文化强市”为主题的第十六届深圳学术年会主题学术研讨会举行。会议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深圳报业集团主办。
第十六届深圳学术年会主题学术研讨会
在学术交流活动中，国家文化艺术智库特聘专家王京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二级教授祁述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姚曦，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茹国烈，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吴岩作大会发言。以下是专家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奖章”获得者、国家文化艺术智库特聘专家王京生作了题为《人工智能与文明形态及文化产业》的大会发言。
王京生表示，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时代席卷而来。数字技术赋能各行各业，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他认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我们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多方发力。但必须清楚，生产力才是最根本的力量。新质生产力将创造出与自己相适应的文明形态。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必将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
他表示，数字文化产业呈现出四大特点。一是数字文化市场正在成为全球文化主流市场。数字音乐、数字影视等领域的付费性服务不断增加。2023年全球录制音乐市场价值286亿美元，其中，流媒体收入增长是主要驱动力，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7.3%。二是区域数字文化业态形成了“全面发展”和“特色发展”两种路径。前者以美国硅谷为代表，后者以伦敦为代表。硅谷已经形成了大学-产业-政府-资本“四轮驱动”创新模式，成为数字文化产业包括新型企业、新型业态、新型模式集中的诞生地。2019-2021年，伦敦沉浸式科技公司吸引风险投资高达10亿美元，为欧洲之最。三是数字文化产业正在成为我国文化出海的重大机遇。人工智能技术极大降低了文化产品跨国传播的成本和难度，推动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活力持续迸发。四是数字文化产业正在成为“文化+科技”转型升级的主战场。人工智能与文化产业结合，呈现出几个特点：人工智能创作工具成为人类创造力帮手和创意引擎，甚至AI本身已能从创意开始进行创新；人工智能技术介入整个文化产业“创意-生产-销售-服务”的全链条；人工智能实现了技术与创意的合流，将“文化+科技”更好地融合，可持续创造数字文化新产品新业态。
王京生对深圳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坚定“人工智能+文化”的发展目标。将“人工智能+文化”作为深圳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持续完善政策矩阵，探索人工智能与文化产业全方位融合发展的科学路径。用好文博会、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等平台，加快“人工智能+文化”企业孵化和龙头、链主企业培育，推动各文化产业园区向人工智能领域转型。第二，奠定“人工智能+文化”的广泛基础。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创意，要在社会提倡“全民创意”，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第三，在创新创业创意上形成持久推动力。创新创意像种子一样，当它落地时，有丰厚的土壤，就能开花结果。要大力营造支持创新创意创业的浓厚氛围，探索开展“人工智能+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立法，防范科技伦理风险，促进“人工智能+文化”产业绿色健康发展。培育人工智能领域研究型和应用型人才，吸引世界优秀创意人才流向深圳，实现科技与创意合流，不断丰富人工智能在文化领域应用场景。要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作为价值追求，引领文化产业新发展。
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
2022年3月，中宣部牵头，经过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委联合签署意见，由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同意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建设唯一一个“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是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通过打造“融通交易平台”对文化数据资产提供合规化、标准化、增值化服务，提升数据流通和交易全流程服务能力。同时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高质量、多样化的产业生态服务。通过第三方文化大数据产业服务集群与我们共同打造完善的“文化数字化生产线”，为各类文化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和文化数据生产机构提供数据采集、清洗、加工、分析、资产化、场景化等服务，有效打通“数据孤岛”、盘活文化要素资产，帮助市场主体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数据，实现商业化应用场景的打造。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作了题为《为什么要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大会发言。
郑永年认为，文化是一个统称，一个文明和这个国家的文化核心是知识体系。一个时代的知识体系在方方面面的体现和反映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中外文明都说明知识体系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这是这么多年来国家重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原因。
郑永年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是引入时空观念。第一，历史性。如所有经济学都具有历史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都发展出了符合那个时代的经济学。拿着产生于农业社会的经济学来解释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现象是不合理的，拿着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学解释农业社会的现象也是不合理的。随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经济学会遇到挑战。第二，国别性。经济学的国别性是常识。如果不承认经济学的国别性，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从何而来？第三，问题导向性。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为了寻求具体问题的解决。
郑永年表示，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或者其他“硬力量”的崛起，更需要体现在基于思想崛起之上的社会科学的崛起。我们需要花几代人的努力，真正把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构建起来。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是基于中国实践之上的百花齐放。现在一定要有足够的自信，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并不排斥外来思想，但必须是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茹国烈作了题为《港深文化双子城》的大会发言。
茹国烈认为，城市文化是由四种元素组成，包括信念和价值观、日常生活风格、艺术和创造、记忆和传统。这四种元素在城市里面混合、发酵与累积，再加上跟外界的输出和输入，令每一个城市形成独一无二的文化面貌跟内涵。城市的文化也受到四个不同环境的影响，它们分别是身处的地理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以及科技环境。随着这四种环境的改变，城市文化也会跟着改变。
茹国烈称，深圳和香港是“文化双子城”的关系。从文化的角度讲，越来越多的内地观众在香港的文化艺术活动中出现。同时，每逢周末都有许多港人到深圳享受美食、逛景点、看展览等。
茹国烈认为，未来深港将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大都会文化面貌，这个文化市场也能带动文化人才市场的蓬勃，吸引各地乃至全球的人才来到“文化双子城”发展。要达成这个愿景，茹国烈期望能够看到两地的文化市场里出现“半深半港”或者“半港半深”的现象。意思是说，有一批“半深半港”的文化机构、文化人，形成一些“半港半深”的文化产品、品牌、演出和展览，甚至是一些艺术节。“半深半港”“半港半深”的现象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利用两地的特色和差异性来创造一体化的“文化双子城”。
茹国烈表示，“文化双子城”的关系已经开始了，对学术界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题目。这是一个机遇，两地可以通过更积极的政策，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双子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二级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行政文化委员会主任祁述裕作了题为《数智时代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大会发言。
祁述裕认为，数智时代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展现出新特点。
一是复杂性。高技术含量的复杂文化产品占比不断提升，文化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更加繁复，技术迭代更加迅疾和复杂。在数智时代，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跨越了单一技术驱动路径，转变为多技术关联、多线程重叠的“技术-经济”演进形态。技术革命在不断地多形态叠加，一个技术周期没有结束，新的技术革命可能又开始了。在技术创新周期大大缩短的背景下，治理模式须快速适应技术的演变。二是融合性。目前产业的边界更加模糊，比如业态融合、所有制融合，成为当代文化发展非常重要的特点。三是难以预测性。在工业时代我们总是追求精确、分类，但是在数智时代，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难以预测性恰恰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大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讲，风险意识、宽容失败就显得尤为重要。四是数据思维。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今天数据思维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化数据引导，二是依托数据决策，三是促进数据要素流动。
祁述裕表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需要理念创新。
一是坚持系统观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系统观念”，“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强化文化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走出部门思维定式。二是把握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素的均衡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这些更多的是外部关系，文化发展、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内部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生产的市场化和组织化关系。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三是重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回应性。其关键是坚持问题导向，回应民众关切。在治理方面要坚持适应性治理、敏捷治理和协同治理。四是保持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包容性。“路径依赖”“制度僵滞”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体制不可避免会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保持文化多样性，二是营造良好文化生态。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姚曦作了题为《中国超大城市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以深圳为例》的大会发言。
姚曦表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发生重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为研究中国城市的国际传播能力提供了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加强和改进我国国际传播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价值。
对于国家来说，城市不仅是对外交往的名片，也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将促进国际间的理解、互信和往来，加强中国城市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做好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要一环。
姚曦认为，深圳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具有独特且重要的样本价值。深圳要加强城市品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主要有以下对策。
第一，创新国际传播理念，提升国际传播活力。基于深圳发展的特点，创新“互构”“互融”的新型超大城市传播理念，将创新之城、包容之城、未来之城等作为深圳城市发展名片和城市品牌，将可沟通城市、跨文化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
第二，做好国际传播顶层设计，盘活国际传播公共资源。要在组织、制度乃至技术等多方面实事求是，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城市国际传播管理部门和执行机构，将城市空间打造成具有国际话语权、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实体空间。
第三，促成城市、文化、技术、媒介的多维合力，形成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政府、社会、个人三维主体的社会化网络。要挖掘深圳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品牌，形成兼具中国文化资源厚度和自身特质的深圳文化资源、文化品格、文化品位和文化品牌，利用自身所具备的优势传播技术资源进行具有良好传播效果的定时、定点、定位的精准传播，并进而形成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社会化网络。
第四，梳理材料、符号、话语和表达，提升国际传播效果。谁来传播、传播什么、怎么传播，是摆在任何超大城市国际传播面前的难题。在进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时候，要认真梳理传播材料、符号、话语和表达，选择最好的时机、最佳的材料、最好的工具、最恰当的方式、最有效的话语进行恰如其分的传播，将传播效果好坏当作国际传播的前提进行充分考量。
第五，设计流动的圈层，构建良好的国际传播动力机制。设计跨时空、跨语境、跨交际和跨地域的流动的圈层，有利于构建国际传播的动力机制，形成更具影响力的城市品牌和城市文化。
科幻作家、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作了题为《试谈深圳科幻文化培育的方式选择》的大会发言。
吴岩表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科幻文学和科幻产业高速发展。2023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为1132.9亿元。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上演后获得46亿元的票房，科幻文学逐渐走向泛文化，有电影、游戏、戏剧等。2023-2024年，科幻城市文化的培育浪潮在全国各地逐渐展开，主要有三种典型科幻城市培育模式。
一是依靠发展科幻创作能力，组织科幻迷的活动，持久打造城市科幻氛围的培育方法，以成都为代表。二是主要依靠科创的数量和质量，将科幻和科创混合的培育方法，以北京为代表。三是打造奇迹文化风格连带科幻发展的模式，让人有梦想成真的感觉，以拉斯维加斯为代表。
吴岩认为，深圳要做科幻城市，应该是“北京模式+拉斯维加斯模式”。因为深圳科创分量很大，深圳要打造一个“奇迹点”，成为世界上各种各样新产品的发布中心。
吴岩建议，深圳要强化科创产业的科幻文化和人才培育，提升科幻活动数量与质量。同时，设计和建造具有未来城市特征的标志性建筑和标志性活动。
文章内容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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