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1949年到197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1978年至今的改革开放时期。
第一时期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偏重工业政策使工业发展速度远超农业，而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进一步形成城乡二元刚性经济结构，致使城乡差距变大；
第二时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二元结构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农业生产力依旧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为了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党中央先后发布了一系列乡村建设政策。
2017年，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重要论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此背景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三农”工作面临的局势和问题，开始研究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针对我国乡村发展中出现的空壳化、留守问题、环境污染、土地闲置等“乡村衰弱”的现象,2018年2月4日，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决定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想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其过程中迎难而上见招拆招，就必须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理解乡村振兴。
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乡村衰落成为世界性难题之一。1949年以来乡村治理已走过70年历程，不同时期乡村治理的历史背景、目标任务、政策要求各不相同。为解决乡村发展难题,学者们相继提出进行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等的必要性。
温铁军指出我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19世纪20年代，作为一个超大型农业国家，土地多耕地少、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因为乡村治理能够更好地解决粮食、耕地等基本问题。而乡村治理是在特定的人民和社会基础上发生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改革开放前,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控制严密，生产力不足阻碍了乡村发展；改革开放后，新的土地产权关系重塑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乡村治理恢复良好秩序，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乡村治理的转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取决于我国乡村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内因”是我国有悠久的传统农村生产历史，“外因”是除了工业扶持乡村建设外，还有城市居民对乡村美好生活的憧憬。
新农村建设时期,农业农村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农村深层次的矛盾依然突出,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制定新的农村发展战略为新时代的乡村治理谋划新的图景。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是我国自己的农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要求。从我国乡村历史发展来看，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等都是党中央在不同时期针对“三农”问题而提出的乡村治理政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对以往乡村治理的拓展，乡村振兴是乡村治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础上的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在总体经济稳步增长、社会和谐稳定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
D.GaleJohnson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根据实际价格指数、产品质量等得出：1978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更大，要减缓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需要更多扶持农村农业农民的政策。
郭晓鸣指出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农村区域发展失衡矛盾同样突出，这种失衡超出一定限度就会对经济全局性稳定增长构成威胁，成为我国需要解决的紧迫性重大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在这时候提出来是有重要意义的。
不平衡问题也体现在城乡人口结构失衡,当前我国农村人口结构失衡，性别结构、年龄结构以及素质结构方面不断恶化。除此之外，人口流动失序也是导致农业发展能力不足,乡村日渐衰落的重要原因。
城市居民对农产品由“量需”转变为“质需”,农村居民希望能享受到更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医疗卫生等,要改变这一局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迫在眉睫。城乡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差距加速了农村资源和要素的流失，引发了城市的“膨胀症”和农村的“凋敝症”，乡村是需要同城市一起繁荣的。
总而言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根本途径,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障,“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为总要求。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党中央将乡村振兴划分为三个时期:制度政策形成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期和乡村全面振兴期。
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取得良好开局，农村有了新面貌，农业有了新发展，农民有了新收入，乡村振兴战略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乡村在振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困境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人、地、钱”等瓶颈制约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破解。
振兴谁来干?是基层地方政府、专业化人才还是广大农民?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建设者和受益者,有着关键性的地位,农村人口的流失导致“谁来种地、怎样种地”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难题。
农村留守人员呈现年龄大、数量少等问题，农忙时期人手不够、现代农业人才短缺问题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力量，要做好“带头人”角色。部分基层党组织人员的教育水平较低、工作能力较弱且后备队伍不优，优秀基层干部人员的短缺严重制约着乡村组织力的提升。
新时代的农村需要更多专业优秀人才，产业兴旺的实现需要大量农村管理人才、农业科技支撑人才、电商人才，生态宜居的实现需要环境治理人才，乡风文明的实现需要文化传播人才，乡村治理高效的实现需要乡村治理能手，农民生活富裕的实现需要一批优秀的医疗、教育人才。
因此,乡村振兴各环节都存在人才短缺问题,各方面都需要引进更多优秀人才。
土地怎么改？怎么改革土地制度才合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分配不合理且利用低效、征地拆迁等社会纠纷屡屡发生，是众多乡村在振兴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
农村的发展根本在于土地改革，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改变了我国落后的农业发展，乡村的振兴同样离不开土地这一基本要素的完善。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由于“公共利益”的模糊界定，导致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范围过宽，农村集体土地被过度改为经营性用地，违背了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图。有学者认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应该直接入市交易, 农村集体土地资产难以有效盘活, 很难给集体带来收益。
宅基地使用权是否应该流转，学者们争议多年，支持流转的学者认为宅基地作为农民的财产，可以成为农民的收入来源之一；反对流转的学者认为宅基地的功能应该仅限于居住，如果单纯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允许宅基地自由流转会引发城市圈地运动，导致过度的低质量城市化，这对农村未来发展不利。因此,如何把握好宅基地流转的“度”，需要进一步研究。
钱从哪里来？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美丽乡村,我们有足够的财政支持吗？应该如何引导更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支农资金和信贷支农资金。农村金融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农村金融体系尚未完善、财政支农资金投入不足和城乡金融结构失衡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信贷支农资金数量投入同样低，传统农业、农村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盈利较低，借贷风险较大，农业保险落后，导致金融机构不愿意“进村”，更倾向于向城市企业发放贷款。
有学者指出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的忽视和农村信用社的垄断，竞争力的不足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低效性。农户信息障碍、成本障碍、制度保障不完善等成为金融机构不愿向乡村投资的重要原因，农户信贷配给较严重，诸多农户依旧无法通过正规信贷渠道获得资金支持。
且地方政府的过多干涉，农村缺乏良好的金融信用环境，现行利率的不适用性都是乡村银行在我国发展困难、乡村面临资金困境的重要原因。
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当如何培养优秀的乡村文化？没有了乡村文化，乡村就如同失去灵魂一般，实际上也就没有了真正的乡村。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土离乡”，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乡村文化存在的基础被破坏。我国现存的传统村落有着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不断被埋没、把传统村落保护等同于文化性建筑保护是新时代乡村文化培养面临的挑战。
文化自信的缺失是当前中国乡村的最大缺失，有的人盲目崇拜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不再认同乡村生活方式，导致原有的乡村价值观缺失。
另外乡村文化振兴还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乡村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式微，二是乡村公共文化短缺，三是乡土文化被边缘化，四是宗教文化在农村影响力扩大。
从乡村振兴战略开始实施到现在,学者们就如何进行乡村振兴提出了各种观点。通过对总体文献的梳理,乡村振兴未来发展路径可以大致归结为五大振兴,即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大振兴”融合一体,相互协调,才能推动乡村振兴又快又好地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是重点，产业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兴旺，农民才能富裕。农业现代化是产业振兴中的首要任务，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产业振兴的根本途径，完善农村产供销体系是振兴乡村产业的必由之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制度保障。
也有学者认为，要实现乡村产业振兴，首先要从整治土地和村庄入手，土地与村庄本身就是巨大的产业，要对农田进行高标准改造，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对村庄、农园进行高要求改造，吸引外来投资。
有人则从产业路径创新角度出发，认为乡村振兴要注重产业路径创新, 乡村企业应强化市场化思维，增加产业业态和产品多样性，巧妙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特色服务，政府要分阶段出台扶贫政策扶持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人才是基石。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各参与者相互协作、彼此信任。党中央、基层干部、村民、各类智慧型人才都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在众多参与者中,农民是人才振兴的关键主体。
在参加“两会”四川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应作为乡村人才培养的重点，要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政府应以加强培训平台建设为抓手从农民就业需求出发，提高农民的相关领域专业化能力,提升农民职业教育质量。优秀的乡村干部是党在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执行者，应该构建新时代学习型党支部思想，加强基层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提高服务村民意识，乡村干部要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企业应增加产业生产力，提高工人生产效率，农业上要完善农技推广体制，积极引进相关产业人才，加速土地流转，大力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新乡贤”作为一支德才兼备的贤能人士队伍, 对乡村人才振兴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打通“人才下乡”的立体化通道是留住新乡贤的根本途径。
中国人有独特的“归根”情结，企业家也有浓浓的乡情，应引导众多优秀企业家投资家乡，助力乡村振兴。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积极弘扬企业家精神，当地政府对企业要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企业家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引领小农户共享劳动成果。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动力和智慧之源，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把握好乡村文化的科学内涵。
乡村文化振兴的要义是实现文化从自觉到自信，要尊重文化再生长的客观规律，精准识别乡村文化符号,重塑文化的包容性,提升乡村文化。
传统村落保护，首先要以人为本，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对村民赋权，在保护村落文化的同时注重增加村民的经济收益，充分发挥当地居民参与保护村落的积极性，当地政府出台相应保护政策、合理改造传统村落都是传统文化保护的有效途径。
塑造文明乡风，首先要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构建优良乡风的可靠措施。
从乡贤文化建设角度出发，继承优良的古乡贤文化，培养有教育涵养、受民众认可、能引领乡村发展的新乡贤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关键，要以新乡贤文化推动其他乡村文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独特的地理优势,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的潜力,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催化剂”。
乡村振兴要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道路，恢复和提升农村生态环境，生态与旅游业要联系起来，因地制宜地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态旅游业。发展生态农业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生态与农业要相互联系,培育一批生态农业、生态农场、生态农庄、生态农民。
绿色发展要贯穿于各个产业各个环节，做到农业生态化、种植业生态化及旅游业生态化等各种产业生态化，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首先需要有可靠的制度保障、法律安排和长久有效的经济体制。土地制度改革是重点,要巩固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土地制度,深化宅基地制度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其次要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产业融合制度和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等,尽快制定出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在乡村振兴中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乡村振兴法》。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促进产业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凝聚社会各界人才力量以促进人才振兴；
抓好物质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改善农村基层设施建设的同时注重文物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以促进文化振兴；发展生态产业和旅游业以促进生态振兴；构建学习型农村基层组织，社会各组织相互协作以促进组织振兴。
最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产业要创新，制度更要创新。精准扶贫方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应当齐头并进，相互融合，有机衔接。
只有深刻理解了乡村振兴的内涵要义,解决“人、地、钱”等多种困境,实现“五大振兴”,乡村振兴战略才能有效实施并将实现质的飞跃,农民更富裕,乡村更美丽,国家更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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