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五六月份再起波澜。正如当初一些学者预测的那样，“抗疫”正在变成一场持久战、拉锯战。经济回升势头受阻，一些原本预计在今年内恢复到正常状态的经济和产业预测需要调整口径了。所谓“后疫情时代”实际上什么时间能到来还十分不确定。可以确定的是，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或称“抗疫常态化”），对于很多产业发展来说，这种常态化可能形成一个小的“冰期”。
随着疫情的复杂化，疫情对经济和产业的影响周期大大延长，疫情周期可能要扩展到一到两年甚至更长。而“冰期”的长短，决定了所谓“后疫情时代”的最终格局和特征，现在一些事物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从文化产业看，需要在文化冲突、产业链重构、数字化迁徙、刺激消费、市场主体、金融危局等方面对形势做谨慎的研判，据此制定、调整和优化文化产业政策。
一、文化冲突和文化经济政策
在全球疫情语境下，文化政策的走向充满变数。原本已经存在的中美贸易冲突、欧美发达国家的分裂（英国脱欧），都将使大国文化冲突加剧。还有局部地区的矛盾升级，如韩朝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中东阿拉伯社会矛盾，发达国家的种族冲突等，都在疫情之下变得更加复杂。中央在四月份就已经做出“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的判断。应该说，疫情局势正在加剧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在新的形势下，各国在文化政策上形成何种倾向，政府在文化发展中的角色有何变化？这些都将映射到本国的文化产业上，映射到文化经济上。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际局势紧张和文化冲突的环境下，我国在文化政策上是更加开放还是被迫趋于封闭？这就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文化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如何对待意识形态问题，如何对待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问题，这些导向将直接影响文化经济政策和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基调，包括了财税、金融、文化贸易、土地等各方面的政策使用。从新时代发展需要看，积极开放的文化政策仍应是我们坚持的方向，需要坚持积极的文化产业政策，而不是以疫情名义忽视了文化产业发展。
二、产业链重构与逆全球化
全球疫情恶化，使得国际贸易和国际合作受到巨大冲击，此前形成的产业链循环变得脆弱不堪。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今年4月预计，2020年世界贸易将下降13%-32%，几乎世界所有地区的贸易额都将出现两位数下降。疫情迫使各国企业都在重构产业链，以便建立新的合作体系。疫情使原本已经堪忧的逆全球化趋势更加凸显，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原本还未成熟的全球文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因为文化产业生产往往离不开国际间人员往来，离不开密切接触场景。
疫情之下，文化产业链将迅速缩短，全球合作密度减少，产业供应链区域化。当前需要研判的是，文化产业国际合作是否会持续脱钩，如果脱钩情况得不到改善，如何以新的产业链模式应对危机？需要看到，我们必须在政策上对此予以准备，要对在国内范围进行产业链修补和产业链竞争力重铸的企业给予大力支持。以往在产业链低端的企业，需要在危机之中寻找机会上移产业链地位。应推动在文化产业推广供应链金融服务，围绕应收账、存货、票据等资产进行产品创新，激活资产，提高文化企业供应链运行效率。
另一方面，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贸易和合作仍有空间，仍应积极予以财税和金融方面的支持。疫情之下，我国数字服务贸易有较大增值，文化企业应积极利用我国正在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优势打造竞争力，政策上对文化产业的知识型服务贸易可做专门的政策制定，对文化服务中的云计算服务、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人工智能服务等进行扶持。
三、经济和产业的数字化迁徙
疫情推动了很多非接触生产和消费场景的应用，如线上教育、线上会议、网络直播带货等，这些场景都是建立在现代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所以，有一个共识是，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加速经济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加速，网络短视频、网络电影等文化生产和传播形态得到更快增长。如果疫情时间不够长，一些线上形式可能仍是一种临时替代方案。现在看，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一些应用场景将越来越体现出良好的体验感，而且这些体验感会形成依赖，另一些应用可能会形成革命性的成本优势。
我国政府正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抗疫常态化使“新基建”更加具备了合理性和必要性。在5G、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这些新技术的支撑下，文化产业将具备更好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空间，新供给和新消费模式会创造出来。国家正在推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中宣部在相关通知中指出，“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基础性工程，也是打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畅通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融通文化和科技、贯通文化门类和业态，推动文化数字化成果走向网络化、智能化的重要举措。”在新的基础设施之下，文化生产的效率会有改进，成本将大大降低。我国各级政府对数字文化产业都给予了极大关注，政策上将关注文化产业结构重组，文化科技型企业更加受到青睐，资本也将重点向数字文化企业倾斜。一个可能性是，数字化巨型文化企业会出现，巨型的数字文化基础设施掌控文化经济命脉，但同时这会带来经济（垄断等）、法律（公民隐私权等）、社会治理（数字治理集权）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政策优化中需要考虑的。
四、刺激消费的政策取舍
我国仍致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这会带来新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会对消费提供支撑。但在疫情的冲击下，萎靡的市场使刺激消费政策刻不容缓，人们都希望这能够在短期内恢复经济活力。但消费刺激政策的基础并不好。“6亿人人均月收入不足1000”揭示了一个现实，作为发展中的中国在消费端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充满持续的韧性。直到5月份，我国消费增速仍然是负增长，消费市场仍没有完全恢复。当前，又遇到局部地区（吉林、北京）疫情的反弹，这对通过刺激消费来恢复经济的路线来说困难重重。
反映在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领域，文化消费政策在长期时间需要平衡取舍。当前，作为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高层的文化消费而言，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实施积极的还是保守的消费政策？显然过早重启已经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但不及时重启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领域消费，整体社会消费活力都难以得到复苏。这就要求政策制定和执行中，要谨慎研判。当前看，不能因为惧怕疫情风险复燃而放弃消费政策。二是刺激文化消费的潜力有多大。实际上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占居民收入的4%左右），在疫情周期，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地位将如何走向？对结构性、短期性的“报复性消费”是可以期待的，但长期看，文化消费恢复甚至有所提升需要依靠供给侧制度性改革和产品供给来实现。
五、市场主体“洗牌”
疫情持续五个月，文化产业的大多数企业面临成本增加、营业收入下降、经营亏损的困境，影视、演艺、文旅、会展等行业在复工复产边缘反复拉锯，受影响最大。很多文化企业事实上进入破产状态，很大一部分企业已经无法复工复产。疫情当前，保市场主体是“六保”之一，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都与保市场主体有不同程度的关系，所以中央政府一直要求必须保市场主体，并就此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20〕120号）。6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要求为企业降费减负。
显然，当前首要任务是活下来。山东等地方实施中小微企业本年税费全免的政策，类似的政策将对保主体保民生保就业都有极大益处。针对文化产业，如北京市出台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文化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等。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政策把握。一方面，在保中小微的同时，如何提高大中型企业的竞争力，以期在长期的产业链重构中发挥核心企业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疫情周期越长，市场主体的格局变化就越大，一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必将淘汰，那么市场主体的大“洗牌”不可避免，从长期看保市场主体需要辩证地“保”。
从长期看，要在市场主体上下的功夫是增强市场竞争力而不是保生存。所以如何进行政策优化，主要路径是优化市场机制。文化产业更加需要市场机制的完善。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是我们应对疫情长期影响、塑造整体经济实力的重要政策依据。
六、金融危局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疫情发生五个月以来，国际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很多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实际上已经到来。至少，疫情已经大大增加了发生重大金融危机的概率，都在金融危局之中，对世界各国的金融业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就我国而言，当下，一方面要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保持金融体系健康，一方面要通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还要推动金融进一步开放。关于如何利用金融手段支持文化产业，各级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国家层面上，主要体现在央行、财政部等各部委的一些政策中。在地方层面，有一些专门针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政策，体现在地方政府出台的文化经济政策当中。这些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降成本、优化服务等方面，这些政策的中心思想就是“活下来”。
随着疫情的复杂化和抗疫常态化，除了一些简单实用的现有工具的使用，文化金融政策还要对未来发展做出回应。疫情之下，目前依赖传统金融机构和债权融资提供资本供给较多，主要是银行信贷和企业债券。近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指出，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加快发展资本市场。”从这个原则上看，文化金融也要进行政策调整，要在建立监管制度的基础上鼓励创新，恢复金融创新活力；应充分利用创业板注册制和新三板改革机遇，大力鼓励股权投资，激发社会资本潜力；应鼓励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开展构建文化产业投资领域的股权投资与信贷、融资租赁、债券联动机制。
更重要的一个优化路径是推动文化金融基础设施的构建，包括文化产业信用体系建设、文化资产（尤其是无形资产）评估体系、数字文化资产评估、交易与流转体系、文化金融市场信息系统等。北京市《关于加强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2020年3月印发）等一些政策文件对基础设施和文化金融机构专营化等基础性工作都开始重点关注，这是一个良好的政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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