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毋庸置疑，深圳是一个创造奇迹，并不断刷新认知与观念的城市。从被人称之为“文化沙漠”，到提出“文化立市”、垦出“文化绿洲”，再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明确“城市文明典范”的战略定位，提出构建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代文明之城，深圳以自身的巨变与城市文化形象的华丽转身，印证了改革开放的无限可能。传统文化底蕴并不深厚的深圳是如何在40年时间里实现弯道超车后来居上的？未来又该在哪些方面着重发力？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花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读。
★ 从岭南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到从香港、澳门所汲取的多元文化要素，乃至于世界各国、各种主体所提供的文化要素，各种文化资源在深圳这片热土上不断融合、不断开花、不断转化，形成了深圳文化兼收并蓄、融合创新的鲜明特色。
★ 文化是流动的，是深圳作为新兴城市在文化创新中实现文化发展弯道超车的理论依据，而深圳也正是文化流动理论最为生动的样本。
★ 各种各样的文化产业项目首先是在深圳得到实施试验和开发。海内外人才来到深圳、扎根深圳，从流动者变成了建设者，成为深圳这片土地上的主人，继而又把这种文化基因传承给更年轻的一代，这种不断流动，不断更新，不断集聚的过程，本身也形成了一种文化的积淀。
★ 推动文化资源转换的关键在于把大湾区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现代人的开放胸怀、品牌意识、时尚需求相结合，经过反复的探索和实践，让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密码获得现代形态的美妙呈现，这是深圳义不容辞的使命。
★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但要把人文湾区打造成为文化资源的传承之地，而且要把它提升成为文化资产的富集之地和文化资本的淘金之地。
★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文化创新“鱼群”并非随处可见、四处漫游，而是活跃在一部分优良生态的“水域”中。给文化创新的“鱼群”提供更加优良的“水域”，就是深圳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 要推动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就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破除阻碍创新的各种障碍，大力开发创意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激发创新驱动型的强大动能；就必须吸引和整合全球的优质文化资产，包括资本、内容、人才和创意等。
花建认为，文化建设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来的重要成果之一。他用“一高地三典范”来概括深圳40年来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一个高地”即人文高地；“三个典范”是指创新典范、兼容典范、魅力典范。
深圳经济特区40年来培育了敢为人先、先行先试、勇于创新、敢于创造的特区精神，极大地提升了全体深圳人的文明素质，并对全国形成了示范作用，形成“人文高地”。深圳市委大院门前的拓荒牛的形象早已刻印在几代深圳人的心目中，成为深圳人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三个典范”其一是创新的典范。深圳所做的许多事情和开展的许多项目都是没有先例的。正是在这种敢于探索、敢于创新、敢于超越的精神的指引下，深圳创造了一系列奇迹。比如，深圳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设计之都”称号的城市；深圳创办了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的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为中国文化产业走向世界打开了新的窗口；深圳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化主体，率先把文创产业作为新兴的战略性产业，建立了全国城市中最富有活力的文创产业集群……所有这一切都是秉承着创新、创意、创造的宗旨而实现的。
深圳文博会现场
其二是融合的典范，深圳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它以海纳百川的精神，不断地包容提炼着各种文化元素。从岭南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到从香港、澳门所汲取的多元文化要素，乃至于世界各国、各种主体所提供的文化要素，各种文化资源在深圳这片热土上不断融合、不断开花、不断转化，形成了深圳文化兼收并蓄、融合创新的鲜明特色。
其三是魅力的典范，深圳从原来的一个边陲农业县，在短短4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并没有走单纯追求GDP的片面发展道路，而是强调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的协调发展，在设施、制度、节庆、活动、风貌、公共服务等方面全面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在文化的基础设施、形态规制、制度建设、服务方式乃至行为规范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成为海内外优秀人才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沃土。花建评价说：“深圳是一座充满了魅力、活力、吸引力的城市。”
在花建看来，有没有悠久的历史、名胜古迹亦或百年的遗址，从来就不是世界级文化城市的唯一标志。他举例道：“秘鲁的马丘比丘、印度尼西亚的普兰巴南寺庙群是著名的历史遗产，周边的城镇也乘机吸引了许多游客。但秘鲁和印度尼西亚的那些历史城镇，却不是富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之都。如果把是否有古迹文物作为世界文化城市的评判标准，这种观念在理论上是落伍的。”
相比强调时间刻度和文化地域性的文化积淀论，花建认为，文化流动论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文化是流动的，是深圳作为新兴城市在文化创新中实现文化发展弯道超车的理论依据，而深圳也正是文化流动理论最为生动的样本。他解释道，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化文明等多个阶段，在不同阶段的城市文化形态各有特色。一个城市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不能抽象和空泛地议论，而应该看它是否体现了时代的风貌和前瞻的视野。
他说，农业文明背景下的城乡文化形态，以井圈型为主，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不便，城镇的文化交流受到很多限制，像被一个无形的井圈束缚住一样。工业文明时代的城镇文化形态，以河流型为主，它是依照着产业链的链条来不断延伸和流动的。而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文化形态，特别是在信息化、数字化的背景下，中心城市的文化形态以海洋型为主。互联网打破了线上与线下的界限，把我们所处的城市和世界各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无边无际，浩浩荡荡，充满生机的文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城市的文化不流动只积淀的话，就远远落伍了。”花建说。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创建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向海而歌，面向太平洋，拥抱世界潮流，兼容多元文化，通过吸纳海内外的移民群体，利用巨大的资金、信息、人才、商品的流动性，汇聚海内外的优秀资源，创造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又一个高峰。
“在深圳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句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对海内外的各种人才一直以来报以欢迎和开放的态度。各种各样的文化产业项目首先是在深圳得到实施试验和开发。海内外人才来到深圳、扎根深圳，从流动者变成了建设者，成为深圳这片土地上的主人，继而又把这种文化基因传承给更年轻的一代，这种不断流动，不断更新，不断集聚的过程，本身也形成了一种文化的积淀。流动创造了生机，进而带来了积淀，锻造了传统，这就是深圳文化建设给我们展示的辩证法。”花建强调。
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深圳文化是改革和开放的产物。深圳的文化建设，浓缩的是40多年改革开放的先进文化理念和优秀文化成果。花建认为，深圳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以某一个地域文化作为画地为牢的遗产来源，也不是某一种历史文化形态的独家传人，而是以改革开放为大背景，广泛吸取国内外的优质文化资源，敢于开创前人没有走过的新模式和新路径。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高度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了以创新、创业、创意为强大动力的特区文化发展之路。虽然深圳原来没有太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海内外的优质文化资源，正在向深圳源源不断地集聚。
40多年来，深圳以市场为导向，在国家推动创新驱动的战略指导下，形成了举世瞩目的创新活力。比如：深圳创造的知识产权在数量和质量上屡屡取得突破,五项指标排名全国第一，其中专利申请量、授权量位列全国首位；授权量增速、有效发明专利五年以上维持率稳居全国首位。
这种强烈的创新精神，成为深圳文化的灵魂，体现在深圳的制度、产业、理念、行为、业态、景观等各个方面。例如深圳华强北，从最初的港货集散地，到后来的“三来一补”产业园，又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子硬件集散和贸易基地，再向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信息化产业基地发展，形成了尊重市场规律，依托对外开放优势，引领产业潮流的华强北文化。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深圳被赋予了更崇高的使命，而共建人文湾区的规划，将深圳文化指引到更广袤的舞台上。花建认为，深圳未来应该在推动湾区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和文化资本的转换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资源丰富多彩，汇聚了岭南文化、海洋文化、侨乡文化、特区文化等诸多源流，在粤剧、陶瓷、园林、武术、美食、音乐、民俗、节庆、建筑文化等方面都有大量的积累。大湾区又通过英语、粤语、葡萄牙语等多条纽带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体系形成了广泛的联系。
推动文化资源转换的关键在于把大湾区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现代人的开放胸怀、品牌意识、时尚需求相结合，经过反复的探索和实践，让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密码获得现代形态的美妙呈现，这是深圳义不容辞的使命。
花建解释道，“文化资源”“文化资产”“文化资本”这三个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它们的含义差别很大。“文化资源”是具有较高的人文和审美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具有“公共性”，是一种潜在的产业价值；“文化资产”是指文化领域从业人员创造的、受到法律保护的知识性专有权利，成为显性的产业价值，具有“专有性”；要推动大湾区文化的可持续开发，必须把文化资产与资金、技术等相结合，才能进一步形成“文化资本”，即可投资、可增值、可变现的价值量，从而形成“增值性”。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但要把人文湾区打造成为文化资源的传承之地，而且要把它提升成为文化资产的富集之地和文化资本的淘金之地。
花建举例说，深圳华侨城打造的甘坑客家小镇，就是一个“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和“文化资本”转换和提升的典型案例。客家凉帽作为辨识度非常高的特色民俗，被列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者以“白鹭归来”为主题，将原创绘本故事延伸，打造了全国首个寻根客家文化的场景浸入式IP亲子农庄；他们在此基础上创作的VR电影《小凉帽之白鹭归来》，荣获2017年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亚太单元最佳沉浸影片、最佳未来影像金狮奖两项大奖。这样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并举的项目在人文湾区建设中应是多多益善。
花建认为，深圳具备成为世界级文化城市的核心要素。在他看来，世界级文化城市应该具备良好的创新能力、规模化的文化生产能力、广泛的国际辐射能力、优质的遗产传承能力、优良的惠民服务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深圳闯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例，深圳是全国第一个提出把文创产业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城市。深圳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地把文化和其他业态嫁接在一起，跨界融合发展，形成了“文化+科技+金融”的磁场效应，为深圳文化产业赢得后来居上、逆风起飞的机会。
经过40年的发展，深圳以特区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理念、制度、效益、服务等已经形成优良的传统，对全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花建说：“经过40年的创建，深圳特区成为了中国文化建设天幕上一颗闪亮的星辰，但任重而道远，继往开来，深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方面要继续推进。”
第一，深圳要面向未来，设计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文化创新模式。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文化创新“鱼群”并非随处可见、四处漫游，而是活跃在一部分优良生态的“水域”中。这些适合文化创新的生态环境具有如下特点：1.金融资本、科技资源、社会资本、文化资源都高度富集，满足了融合创新活动的需要；2.具有广泛而开放的国内外联系，深度融入全球科技与文化创新的供应链；3.具有包容而且积极进步的社会共识，包含了市场意识、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创业精神、社会责任等正能量，公众对于创新活动具有积极正面的评价；4.为科技型、创新型人才提供适宜工作生活的便利基础设施和优质社会服务。给文化创新的“鱼群”提供更加优良的“水域”，就是深圳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第二，深圳要以“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为主旋律，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要推动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就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破除阻碍创新的各种障碍，大力开发创意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激发创新驱动型的强大动能；就必须吸引和整合全球的优质文化资产，包括资本、内容、人才和创意等。比如上海率先出台《上海市文学创作系列网络文学专业职称评审办法(试行)》,在全国范围内首次专门就网络文学建立体系完整的社会化职称评审机制，为优秀的网络作家在上海落户和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些经验很值得深圳借鉴。
第三，深圳要在文化对外开放上继续先行先试，形成双向流通的开放新优势。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推动者、贡献者和受益者，目前我国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和文化交流还有许多有待突破和完善的制度瓶颈和重点。比如亟待加快对外文化服务贸易的出口退税，鼓励本土的创意设计公司开展在岸和离岸业务；通过分类指导，结合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高文化产业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度；加快国际艺术品双向流通的便利化，包括对艺术品交易行为过程中发生的通关保证金服务、外汇结算服务、行政服务等相关费用实行减免，对艺术品交易行为中发生的贷款利息费用进行补贴，对艺术品融资担保费用进行补贴等。在这些方面，深圳要继续敢为人先，先行先试。
文章来源： 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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