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自己的山水观，也是中国人的心灵归宿。对于我们而言，山水是诗和远方，更是人文精神。在千年山水画里，我们看到山水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美学。在中国绘画中，首先是见山是山，“既咫尺之内，如瞻万里之遥”，如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获得“咫尺千里”的评价，展子虔也被称为青绿山水的开创者。中国山水画不仅有远近高低，还有时空转换，即中国古人所看的“影视剧”——卷轴、册页，卷轴是中国绘画特有的艺术形式，是移动的画面，如同一场电影；而册页则更像是不同剧集的电视剧。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宋代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图》，就是典型的长卷，中国手卷画的高度相对稳定，一般在二十到三十厘米，但长度不一，千里江山图属于比较长的作品，接近十二米，长卷由天头、引首、画心和拖尾四部分做成，包括开卷和关卷的双向过程，结合空间性和时间性，成为移动的绘画。古人的观赏方式是在面前缓缓展开，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有这种“待遇”，所以只能用科技的方式来还原古人卧游的体验。

就中国文化符号之一的书画而言，中国的山水画，先有设色，后有水墨。而设色青绿山水早在隋朝就已经进入成熟期，青绿山水作为中国山水画独具特色的一门画种历经千年、魅力不减，而我们认知中的山水画主要是相对应的墨笔。青绿山水从隋唐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清，期间代表画家诸多，先后经历了数个高峰期，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创新，并在当代走上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从中看出，青绿山水一直是中国传统绘画的脉络之一，一直没有断废，只不过是被我们遗忘了，可以说，文化的传承首先来自对经典的唤醒，文化的创新生发于对经典的传承。

如何用科技唤醒经典，让传统绘画跃然纸上，互联网及数字科技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如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共绘千里江山”数字科技项目，通过大众拍摄家乡山水照片上传到互联网，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家乡位置，家乡山水的照片经过青绿滤镜染色后汇聚到“千里江山”中，形成了当代版的千里江山图，图中每一个像素、每一个点，都是一张家乡的照片。我们看到了家乡的绿水青山，也感受到了家国情怀，互联网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活化，走进我们中间。中国传统绘画经典中不仅有《千里江山图》，也不只有《清明上河图》，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如何让中国经典名画通过科技系统性地传播？《石渠宝笈》就成为了传统绘画精品数字化的宝库，《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时期集清宫书画收藏之精华编纂而成的一部大型书画著录，用文字形式收录记载我国上迄魏晋，下至清初近2000年间书画名家最优秀的12000余种书画作品，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皇家书画秘藏，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和艺术史上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结合学术性来激活、传承经典，把《石渠宝笈》变得更有现代感，并具有传播性，让传统经典成为数字资产是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为此，在中国传统经典绘画的数字化过程中，兼顾画面的观赏性与艺术性，活化而不俗化，形成历史传承基础上的新体验，并产生新的数字版权资产。经典绘画的数字化应用可以呈现在展览、IP授权及衍生品开发等多个领域。如在故宫太和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上，通过AR技术及现场体验，向15个国家的嘉宾展现了数字版的《千里江山图》，结合现场古琴曲《流水》的演奏，营造出“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氛围和寓意，让各国嘉宾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和和之美。此外，经典绘画数字化以后，还可以采用新媒体艺术展览的方式，让人们在沉浸式氛围中，感受古老又年轻的“千里江山”，在画中可游可居，引人入胜。数字科技体验不仅是引导大众的入口，更要让大家有参与感、交互感，提供传统经典重新激活的完整感受，形成传统与当代的整体链接。经典艺术也是来自于生活，通过科技转化再次走向生活，赋予生活的美好。

 对于中国的山水画，有国外学者提出，山水的艺术构成与道家相关，“仙山”保持着宗教的“超验”或“升华”的观念，仙山的三元素：山、水和云气，以及别有洞天也体现了寻仙问道的意境。山水画到了宋代有了一个关键的发展，即山水形象逐渐脱离宗教或政治的象征意义，而越来越多被用来表达画家个人的学识、情感和修养，或者说具有公共与私人双重属性，如郭熙的两幅传世作品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山水画，一是早春图，大山巍峨威严，画面高远，等级严格，意在皇权；二是手卷《树石平远图》，画面意境悠长，画面平远，抒发情怀，意在友人。山水画中的人物有点景人物，更多是表现自我。由此，宗教价值逐步转变为美学价值，并影响美学的感知。山水在赋予宗教或精神内涵后，我们所见的山水已不是画中的山水，而是画外的山水，心中的山水。山水画是关于世界、关于存在的艺术，它的功能具有了精神性、超越性，这一内在基因在中国文人画中表现更为突出，文人画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形成了特有的美学思想，即返朴归真、大巧若拙等，这些都成为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文人画并不是一概为水墨，包括元代赵孟頫的绘画中有青绿设色的精品，如鹊华秋色图；明代唐寅亦有事茗图，把平远、高远和深远有效的结合在一起。

文化传承并不是复古，创新立足当下，因此对传统文化的活化有两个原则：一是文脉相连、基因不改；二是讲好故事、做好传播。正如传统绘画所描绘的情景多是基于历史、人物、风景及事件，与当下生活有一定距离，很容易被看作“高冷”，如何将其内容进行转换，吸引更多青少年受众，就需要传统经典数字化再造，以及完成从解构到重构的过程，一是传播形式时尚化。采用网络传播，以创意视频、古画说唱、开机闪屏、搜索热词等方式进行大范围曝光，扩大经典数字化的传播力与社会影响力，以说唱方式讲述古画的历史与典故，将现代音乐与古琴、绘画相结合，富有动感与活力，提升对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的吸引力。二是传播场景生活化。通过“艺术创筹”的方式，如与共享单车合作的“艺术骑行”，把共享出行与艺术科技相结合，通过艺术家与大众合作、线上与线下结合的集体创作，将传统绘画场景与线下生活场景融合在一起。三是传播内容美育化。数字化的传统绘画进入艺术美育空间，让孩子们通过沉浸式环境，认识中国的经典绘画，通过动画、AR、动手创作，结合艺术家对中国经典的解读，让孩子们感受中国经典艺术的魅力，完成艺术美育入眼、入手、入心的过程。四是传播载体科技化。传统绘画的数字版权，还可以结合当代艺术进行再创作，表现为以装置、交互影像等多元艺术形态的作品，将传统绘画的内容和形式进行解构，重构出新的表达方式，如从人工智能、大数据角度阐释跟传统绘画有关的命题。

就中华文化的复兴而言，饶宗颐先生曾经提出：“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甚至在相当意义上说，民族的复兴即是文化的复兴”。从文化复兴愿景上看：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这一愿景，就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从内在精神和外在路径上进行探索。文化复兴首先要探寻其精神基因和基础，即内在的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是有生命性的，不以历史变迁为终止，中国文化传统体现每个中国人、每个家庭和国家，是一个家国的文化。如钱穆先生所讲，“传统是有生命性的，并且是一种大生命，从文化的生命性来看，生命是连续的，且是长久的。文化生命是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弘道的精神。”钱穆先生提出复兴中国文化首先应复兴“士”的精神，进而要有适应当下的“新士”精神，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初心。文化复兴其次要探寻其精神力量与路径，即外在的方法体系。饶宗颐先生提出“天人合一”不妨为“天人互益”，中华文化是一种传播交流型的大文化。钱穆先生提出对待文化积累不能“拆旧新建”，而是要“旧里开新”，老树千年仍能开新花，文化是从积累中产生的，并约定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和特征。张岱年先生则提出文化的“综合创造论”，一方面继续弘扬民族主体精神，另一方面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林毅夫先生也提出，中国的文化有能力在一个更高的经济基础上，实现上层建筑的创新，从而使中国文化成为一个新的、内部自洽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