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双循环”和文化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认识这个关系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当前的新形势有个总体上的认识。所谓新形势，主要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由于疫情发生的众多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同时叠加了原有的一些环境因素，如国际间不断增加的贸易争端。在新形势下，对文化产业和文化金融发展来说，无疑面临着巨大挑战。但也需要认识到，我国既定战略构成的环境并没有大的变化，甚至在新的形势下这种战略环境会有更多的优化，所以对文化产业和文化金融来说其中仍有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首先看挑战。一个挑战是疫情对文化产业或文旅产业的致命冲击。在大疫之下，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目前复工复产工作有很大成效，但已经形成的有些伤害是不可逆的。这个行业中小微企业多，人员粘性差，一旦解散或破产就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对文化金融来说非常不利。另一个挑战是更宏观的，是所有产业发展都面临的问题，就是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增强，政治经济领域局部冲突正愈演愈烈，军事冲突危机可能性加大。如果这种外部环境有重大变化，产业发展受到的影响可想而知。

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对于中央来说，局势应该是总体可控的。不确定性之外，有一个确定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不会放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不会改变，要相信中央的战略定力。当前，中央提出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就是坚持以我为主，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全球局势的巨变。这是我们要更积极地发展文化产业的大背景，这个大背景不变，文化产业发展依旧有很好的未来。

更直接的利好背景是，中央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非常重视，有文化产业，就有文化金融。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考察调研时指出：“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要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2020年9月23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这给文化产业界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提振了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的信心。

首先要正确理解“内循环”，也就是“国内大循环”。改革开放以来，以“两头在外”为特征的“参与国际大循环”已经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四十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原来的循环模式显然已经不适合发展需要。我们已经到了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阶段，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而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形成的国际经济趋势变化，促使我们加快重新审视内循环的内涵和重要性，是促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政策出台的催化剂而已。我们要关注文化消费和国内大循环的关系，现在有关部门意识到文化消费的增长空间还很大，力图使之成为内需拼图的重要板块。但也需要看到，文化消费的提振长期看还不是刺激政策的问题。如果居民对未来的健康、教育、居住等问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大部分财富增长都不会转化为文化消费。

第二是要特别注意“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不是要放弃外循环，更不是要走闭关锁国的老路。有人把眼光盯住内循环，放弃外循环，很容易层层传导，最终形成封闭的经济格局。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互相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最终还是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我们可以这样看，当前紧张的国际政治经济趋势以及由新冠肺炎疫情被迫形成的相对封闭的环境，也不啻为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安下心来练好内功，但需要时刻把练内功放在“更好地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个格局下进行。

文化金融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性，但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发展文化金融还要适应时势，有所侧重，积极作为。发展文化金融，要以制度供给营造环境并扩大资本供给，练好内功，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形成我国参与文化国际合作和产业竞争的新优势。

第一，强化制度供给，加大政策力度，推动文化金融服务变革和资本市场供给。“十三五”期间，我国文化金融政策已经具备了体系化的雏形，文化金融服务已经实现初步专业化。《文化产业促进法》即将正式实施，其中与文化金融相关的内容基本反映了我国多年来在文化金融政策领域的主要成就，这也为未来“十四五”期间文化金融政策定下了一个基调。“十四五”时期，发展文化金融，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文化金融政策体系。“双循环”或许应该给文化金融领域创造一个更宽松的政策环境，顶层设计与实际政策绩效并重，精耕细作，推动我国文化金融服务体系的产品专属化、机构专营化、市场专门化和人员专业化。资产市场改革政策背景下，要充分利用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由管道式、单点式开放向制度型、系统性开放转变”的时机，大力鼓励文化产业利用资本市场，推动文化产业股权融资回到正常水平线上。

第二，以“新基建”为契机，文化金融要利用金融科技应用推动场景化革命，提升自身体系化服务和防控风险的能力。2020年1月以来，央行发布多批金融科技监管创新试点名单（中国式监管沙盒），首先在北京，然后在上海市、重庆市、深圳市、河北雄安新区、杭州市、苏州市等6市（区）扩大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从发布的试点项目看，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识别、云计算等技术类型的数量居于前列。我们需要特别注意金融科技在文化金融领域的应用。在这个领域，一些场景五年前就有了，但落地应用很难，主要原因是市场小难推广，以后这些场景化的东西会进一步清晰。一些新的领域可能应用技术程度更高，如文化企业供应链金融、文化消费金融等。在文化金融体系方面，金融科技不仅创新了产品，而且正在构建新的文化金融基础设施。例如，通过金融科技，可以完善原有的文化企业信用管理体系和文化资产评估体系，提高风险防控能力，比较起产品创新，这个更重要。这个领域需要特别注意文化数据资产评估与管理体系问题。

第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文化金融要提升服务刺激内需和文化消费的能力。我们一直在说，随着GDP总量的增长和财富的增长，文化消费的增长也是必然的，但增长空间有多大，一直有不同的算法。所谓内循环为主，在文化产业来说就是满足文化内需和刺激文化消费，这在短期内是有效的，能够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我国文化消费一直都是需要补足的文化产业大循环的短板。2016年起，相关部门开始推动“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建设，2019年8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中，又提出要推出一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和“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这项工作即将实施，在新的“双循环”背景下，文化金融要和这一工作相结合。发展文化金融，需要重点关注一些文化消费平台，围绕信息消费、娱乐休闲消费、艺术品消费、旅游观光消费等消费形态大力发展消费金融。未来以3C数字产品消费为主的综合消费信贷将有较大市场，这可以作为文化消费金融的一个类型，但主要还是要直接针对消费场景进行金融创新，例如根据艺术品消费进行的金融创新。

第四，以调结构、促发展为目标，文化金融要提升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以往的文化金融还比较边缘化，和总体经济发展关系不大。但当前看，无论从文化产业的重要性看，还是金融的重要性看，发展文化金融，都要进一步融入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蓝图，而不是孤立地自娱自乐。有关部门正在推动“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创建，这个示范区的一个侧面，就反映出文化金融的区域经济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在示范区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文化金融的服务功能，将文化金融纳入国家层面的区域金融改革试点工作当中，从而推动文化金融融合发展示范城市建设，是可行的路线。同时，发展区域性文化金融，还要进一步结合国家战略，要在文化产业促进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作用，要在文化产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发挥作用。

第五，结合改革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愿景，文化金融要提升服务文化产业国际合作和文化贸易的能力，形成我国参与文化国际合作和产业竞争新优势。大疫之下，影视、创意设计服务、艺术品、会展、文旅等行业的中外文化产业合作模式都已经发生变化，原有的联合创作、生产、开发、营销等要么中止，要么向数字平台转移，以国际合作为主线的文化产业链面临前所未有的重构。面对这种形势，金融机构应该继续支持文化企业，就新的合作模式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在文化贸易金融方面，跨境文化电商等贸易方式数字化的趋势加快，惯常围绕文化贸易链提供的贸易融资、信用担保、财务管理等服务，也需要在新形势下有所变化，为数字化贸易提供更多便利。

需要关注的还有如何在自贸区框架下利用文化金融，这个领域不仅有如何支持一般文化产品贸易的问题，还有支持艺术品交易的问题。自2013年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以来，我国目前已经有21个自贸区，其中上海、广东、重庆、河南等自贸区已经设有艺术品保税仓。艺术品金融是文化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积极利用自贸区政策优势，积极利用金融手段服务艺术品交易。同时要与财税政策相结合，推动调整相关关税制度，改革艺术品交易管理和服务模式。当前世界经济局势下，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个窗口期，化危为机，积极创新，大胆实践，大陆应该出现真正的世界艺术品交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