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分享，更多是基于金融角度跟各位探讨一下。从金融角度来看，探讨下我们当前比较关注的两个热点问题，货币与数据，对金融自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而间接对于我们的文化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的题目叫做“‘双区’背景下的金融新基建”，聚焦于大家近期关注的数字货币和数据要素两个层面。

首先想谈的，我们现在无论是谈经济层面的变革，还是金融层面的变革，目前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就是都受到数字化时代的冲击和影响。这无论对文化产业、文化产品还是对金融产品、金融组织带来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都是非常深远的。

就金融领域来看，我们关注一方面是短期的金融产品服务，另一方面更加长远的，是对整个金融基础设施带来更加深层次的影响。在座可能很多都是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士。当我们谈到金融基础设施的时候，既有狭义的概念，又有广义的概念。狭义的概念我们通常认为可能包括货币体系、支付清算体系这些最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机制。从广义的角度我列了很多，可能还包括信用体系、数据治理、技术、金融标准化、关键信息、制度、会计、金融文化等等。

未来我们所处的变化，从中长期来说更重要的是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带来深刻的影响。

其中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谈的是货币的问题，跟数据的问题。这两大要素事实上在新技术的影响下，都在突飞猛进的发生一些变化。首先跟各位简单交流一下，对于数字货币的探讨，这个相信都是前段时间各方都高度关注的。在数字货币发展当中，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它有可能在未来带来的深远的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理性看待，它可能产生的冲击，而不是片面把它予以夸大。

诸位也都看到，前段时间在深圳也做了一些局部的测试，另外像“十四五”规划里面，也都提出了，要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的研发。确实，各方预期还是比较高的。具体在讨论数字货币的时候，我们无论是作为从业者还是研究者，还是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首先需要对我们讨论的数字货币的边界进行适度的界定。当然，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关注的视角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关注从比特币一直延续过来的一般的加密数字货币，事实上它其实越来越像一种加密数字资产。

有些人可能关注的，从叫USDT到脸书的LIBRA(现在改名DIEM)，这样一些所谓的稳定币，还有一些人关注的可能是各国央行所推动的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实际上它的概念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近期诸位也可以看到，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各国的监管部门慢慢的也在形成一些算是共识性的认识，任何数字金融跟金融科技的创新，它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都离不开三个要素的约束。

从供给侧要素来说，就是技术加监管，从需求侧要素来说，就是客户的偏好。我们在对号入座我们种种新金融创新都离不开这三个要素。对于数字货币来说，其中来自于供给侧的监管因素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环节。比如巴塞尔委员会试图用虚拟资产的角度，把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做了一些梳理。

 大概分几类：

一、未纳入监管的虚拟资产，这里边包括了私营部门发行的，大家通常讨论比较多的一般的加密数字货币。也包括了所谓的刚才我说的相对的稳定币，这些就巴塞尔委员会的角度来说都认为是未纳入监管的。

二、纳入监管的虚拟资产，这个往往是指金融机构利用联盟链所发行的代币。

三、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也就是各国央行试图利用一些新技术，来对于自己原有的货币体系带来一些改造，当然，多数国家更多的想着眼于流通中的现金，在零售支付方面做一点替代，或者是补充。

所以以此为例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表达的含义，就是我们讨论数字货币的时候，需要把概念边界讨论的重点进一步理清，另外看待它的变化，背后离不开我们所说的三要素，供给侧的技术要素、监管要素、需求侧的客户偏好要素，这些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发展前景。

在明确了这些简单的描述之后，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全球数字货币的进展，以及我们国家的地位可以做一点判断。当然，我们是去掉那些可能存在山寨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的数字货币，然后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当前央行推动的法定数字货币，各国其实都有一些共识。我们国家在研发的数字人民币，本质上是央行发行的数字债务，用来部分替代流通中的M0，这方面由于央行的重视，我们国家确实在实践应用层面，在全球都处于一定的这个前沿位置，这是第一个理解视角。

第二，我把它归纳为超主权的数字货币，所谓超主权数字货币，其实大家所寄希望于民间的，私人的这些要达到这个层面，其实是很难的，我把它定义为跨央行的，由IMF等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做的探索，这方面的研究探索也有不少，但是在现实当中由于美国积极性有限，实际上这几年也不是那么顺畅。

第三，可以理解为所谓民间的稳定币，顾名思义，他希望把这个混乱的数字货币体系来创造一些中间的价格锚，但是这方面的理想与现实可能有一定的差距。现实当中稳定币都希望或者是表达出来自己的预期，但是由于透明度不高和内在机制的缺陷，有时候实际的作用不一定能达到预期作用。这方面我们国家没有太大的进展，海外是重点发展方向。

第四，一般加密数字货币，它本质上很少作为货币的支付功能使用，更多的是像加密数字资产。从比特币开始这些领域更多是市场化运作，政府关注的只是投资者保护、交易合规性、反洗钱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国家近些年来体现出一个准地下经济的特征。但是在华人资本及全球货币数字算力里面，却占有了较大的地位。近期遭遇了炒作，大约两万美元左右了，也引起了各方的进一步的关注。

这是我觉得认识的几个起点，理解了这点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数字货币对世界金融格局的影响是什么。个人观点，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

第一，从货币的角度来讲，全球货币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内在具有不稳定性，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有不稳定性，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些数字货币，无论是央行主导的法定数字货币，还是其他类型的数字货币，诸位可以看到，要解决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短板，短期内可能是比较难的。当然，我也认为如果从中长期来看，未来我们一直缺乏有效的新的国际信用货币基准供给机制，是不是这样一些加密数字货币，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中长期是可以探讨的，但是短期内这些影响有可能没有大家与其当中的那么大。

第二，这些数字货币除了各国央行所推动的用来替代零售的这块法定数字货币之外，其他的像稳定币，像一般的加密数字资产，其实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更深远。在很多层面上一方面作为另类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成为海外大量结构化金融创新的底层资产，所以我觉得这是客观认识的一个视角。为什么我们要从理论上做这样的梳理呢？诸位也都知道，无论是深圳还是其他一些地方，近期都非常关注央行数字人民币的这个推进过程，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往往把它赋予不同的内涵。有时候大家指代虽然是数字人民币，但脑海当中把各种各样的加密数字货币加密数字资产都拉过来，有时候在谈它的作用的时候，除了在零售支付方面起到一点作用之外，大家还希望它在未来的货币政策，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起到极大的冲击作用。这些我觉得就要更理性的看待，一方面确实是一个数字创新，另一方面，短期内你如果把它寄希望太多，那么对于现实的改革，也不一定是一个好处，当然，近期大家看这个政策层的一些研究和表态，对于法定人民币未来在跨境零售支付方面能起到的作用，也提高了一些预期，这可能是未来值得关注的。但是跨界零售方面取得巨大作用，距离整个人民币国际化还是比较遥远的。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更多靠的是金融市场资产定价，靠的是大额贸易支付，靠的是储备。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过程。

当然，对于金融业机构来说，参与数字人民币，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机会，为什么呢？它相当于打破了原有的支付流量的入口，给予一个全新的流量漱口。这个过程当中跟过去有所不同的是，过去银行把现金给了客户，就跟客户没关系了。但是维护一个离线数字人民币电子钱包，你跟客户之间还是有一种黏性。所以对于传统金融机构来说，也是带来了一些算是机会，这是我觉得算是客观认识，我们在“双区”建设环境下的，一方面是个重要的试验田，另一方面也要理性看待。

另外一个是数据要素的问题，为什么也要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双区”建设归根结底是要推动经济社会在深圳这样的改革前沿，进一步可持续健康的发展，而在这种情况下，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应该说现在遭遇重大挑战，虽然未来一年有很多机遇，但是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因为传统的依靠要素规模性粗放式投入的方式，现在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所以当前既要提所谓双循环，需要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性改革的概念联动在一起，这里面就衍生出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数字经济跟数据要素的问题。

当然，我们从目前来看，其实全球经济增长都在面临一些潜在的困境，比如说长债务周期颈部，创新周期的箫条期。这种情况下各部门的杠杆都居于历史高位，长期增长难以依靠宽松政策来刺激。怎么样在发掘这个制度改革技术创新的作用，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变成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要解决这个矛盾，大家都在谈新技术，都在谈数字经济，但是新技术跟数字经济怎么发挥作用，这里面是要带来一些全新的问题的，不是一个简单线下转到线上的概念。因为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现在都在遭遇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叫索洛悖论。索洛在研究上世纪末期美国计算机产业比较的时候发现，计算机产业投资增加值快速增长，但是没有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提升上。这个在上世纪末期似乎有了一些新的解释，但是到本世纪以来，过去十几年以来，无论在美国和中国，又出现了类似的矛盾。那么美国进一步也出现了所谓第二代的索洛悖论，这些年生产力增长乏力甚至有所下降，有些人研究，对美国问题也得出一些结论，比如其中解释之一，就是美国出现的这些新兴的数字化巨头，他虽然是创新的主导者，但是与此同时，对于技术的扩散效应，也带来了一定的阻碍性。那么这个是不是在我们国家也可以探索，这是其中可以考虑的因素之一。那么再比如在我们国家，为什么中央也在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证明在现实当中，我们也是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生产效率没有预期当中那么高。

我们这里姑且不谈所谓巨头的事情，因为需要大量的论证也比较敏感，我们更多的从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们讨论这个数字化变革的时候，实际上大家着眼几个方面，一个是数字产业化一个是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是高大上的产业，产业数字化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与提升，这一块在我们国家是严重不足的。

所以无论是产业自身还是金融支持的对象，过去几年大家都关注高大上的数字产业化，现在慢慢发现，产业数字化变成重中之重。如果这块补不上去，就证明你的所谓的技术进步，你的数字化，不能真正贯穿到传统产业的，从生产到管理，到流通，各个环节，真正提升和改善效力，这就是我们有可能面临的一个痛点问题。

所以无论是解决这个经济的短期还是中长期的痛点，数字化的改造，数据要素的投入，都变成改革现实连接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再比如我们从金融视角来看，同样的也需要高度关注数字化时代数据要素等等这一系列全新的问题。

金融视角的痛点当然有很多，比如刚才从文化金融角度谈到了很多传统层面，制度层面的问题。我只是举其中一个例子，比如说当前我们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在哪里？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在于金融结果的失衡，银行体系的集中性风险最终还是要由政府兜底，这个无论是政策层的一些研究，还是业内的关注，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要解决这个矛盾，大家都希望直接金融，但直接金融要发展的好，归根结底它是需要有法制环境跟信用保障的。近期债市出现了一系列现象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过去这种思路，面临这些风险，实际上是有难度的，是很难解答的。那么我们利用数据要素，利用金融的数字化，能否在某些方面缓解这些矛盾，那就衍生出在金融领域数据要素投入的全新思考。比如说在判断风险的层面，过去关注系统性风险可能是大而不倒的问题，现在是不是有网而不倒的问题。再比如我们在关注金融科技新金融的风险特征的时候，其实它的核心价值很有可能是改变了夏普比率。什么意思呢？以承担同样的风险带来更高的收益，这可能是数字金融、金融科技在风险管理意义上它的价值所在。

所以这些虽然是理论问题，我想谈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谈数据要素，谈数字金融的时候，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金融层面，都需要看你真正需要解决的这个痛点是什么。

在这样大的思考下，逐渐在跟我们各种业务密切相关。然后我们就跳到数据要素运用的角度来看一下所面临的效率安全问题。未来的“双区”建设当中数字要素投入，以及它所带动的经济变革，已经成为全新维度下的核心主线。

理解数据要素的投入，其实也是说不仅仅所谓的线下变线上，所谓有一堆数据积累，更重要的是系统性视角，我们推动的数据要素投入跟数字化，不仅仅是简单的海量数据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数据要素投入，来改善这个生产函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用几个词更直观的来描述，叫透明化、规范化、标准化、平等化。

一方面它是为的使得我们现在这个无论是经济管理还是生产分配整个流程更加透明，解决其中大量的内在的灰色摩擦成本。

另外还有规范化跟标准化，所谓规范化其实背后是机制建设的问题，所谓标准化是解决无论在数字化经济领域还是金融领域，慢慢的都在从非标往标准转化的这样一个算是大的趋势。尤其是金融领域，大家已经充分看到了这一点。

最后一个是平等化，就是数据要素的投入还是为了解决现有这个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大量迫切需要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因为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国经济最大的短板  是什么呢？长远来看最大的短板是收入分配的恶化，这个在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我们有六亿人月收入一千元以下，九亿多人月收入两千元以下，距离我们这个所谓讨论的数字化空间还非常远，我们如何带动他们解决这样一个木桶理论的短板，这是重中之重，所以这是理解数据要素的系统性层面。

再聚焦一下可以从几个视角来理解，一个是主要环节，一个是核心要素，一个是典型路径。

主要环节从数据要素的生产分配交易消费，每个环节都面临对于数据要素全新的来考量。现在大家更关注的可能是分配交易跟消费环节，特别是这个环节在讨论什么确权的问题、定价的问题。反过来在生产环节，其实我觉得也需要更大的重视。因为大数据要投入，首先是海量的数据，是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在现实层面我们在生产环节也有很多的不足，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有大量的垃圾数据，是不是在保证数据生产过程当中有很多低效行为。

我这里要澄清一点，很多人一说大数据，一说数字经济，觉得就是好的，是高效的，低能耗的，是绿色的。但是反过来看现实当中不是这样。考察数据中心，超算中心，你会发现有一些不是合理的，有时占据了一个城市50%以上的电力，他是极度高能耗的，也不一定是环保和绿色的。此外很多项目涉及到芯片制造商，为什么有些一线城市也不愿意把它拉进来？就是因为它也有可能对地下水带来非常深远的污染。所以这个里面很多东西是需要我们从生产环节到后面的环节，来更清醒的认识。

第二个是核心要素，核心要素既离不开技术层面的算法与算力，也离不开制度层面的规则。推动数字要素投入的时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大量的时候其实都是制度规则问题。

最后一个典型的路径，刚才提到了，一个是数字产业化要不断地下沉，另外一个，产业数字化要不断地提升。我们现在大量的金融科技场景之所以没法落地，尤其是在一些这种一二次产业方面没法落地，就是因为大量的田间地头的数字化工作还没有做。所以产业数字化要进一步地这个有所提升。

那么简单地给大家举个例子，简单看一下，咱们时间有限，那么在数字化时代，这样一些变革在金融领域已经带来突飞猛进的变化，比如这个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在海外，以欧洲为例，开放银行的变革已经在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过去几年欧洲的开放银行变革遭遇了一些挑战，但是今年在疫情条件下，它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诸位都知道，海外讨论的开放银行变革，更多的就是数据开放，跟我们国家所讨论的开放银行变革还不是完全一个视角。

再比如，我们国家关注证券机构的时候，现在更多还是经纪业务为主。但是海外这种证券行业的开放式变革也在突飞猛进。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贝莱德，对外开放阿拉丁平台，就类似于银行开放API，把自己的核心能力开放给买方做更加智能化、定制化的服务，这里面对整个证券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可以预见的。

再比如还有保险业的开放变革，海外保险业同样也是整个筋肉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的变迁对于需求方、供应方和中间的聚合方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同样是巨大的。

当然，在这种数据要素不断投入的开放式变革当中，既然要开放，也会面临更多的风险挑战。我列了很多所谓对于风险的认识，比如说在数据投入过程当中，可以列为有两大类方向，一类是基于数据自身，一类是基于应用层面。

基于数据自身，首先网络安全是各个国家大家都面临的巨大冲击。再比如有数据滥用，还有可能刚才我也提到了，大数据，它有可能从源头上存在统计偏差的问题。也就是说什么呢，数据会撒谎，我用了一个叫“幸存者偏差”，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来说明问题。看到这些数据高大上，看到这些海量数据方法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从统计原理来说，它就可能存在一些矛盾。这个“幸存者偏差”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例子，它是用非常朴素的思想表达了人类自我认识的误区。当年二战的时候，盟军专门来统计自己的飞机飞回来之后，哪一部分有可能最薄弱，有可能受到纳粹德国的打击，以此来判断怎么样提高飞机的防御。一开始大家发现飞回来的飞机，主要被击中飞机的腹部，所以有统计专家就说要加强飞机腹部的个防护。但是他没有发现，飞不回来的那些基本上都被击中了机翼，经过最后考量得出的结论，还是要更好的防护机翼。被击中腹部的这些起码还能够飞回来，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即统计上的数据会撒谎。

基于应用，在监管层面，数据的应用也是面临众多挑战，但是现在监管部门也在进一步从数据治理跟数据利用二者之间试图找到平衡。

总而言之，今天我更多的是从金融视角来探讨，就是说未来我们在数据要素的投入，在新兴的数字化对于货币金融的影响方面，需要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对于这些潜在的基础的东西，我们如何有更清醒的认识。反过来对于金融如何跟文化相融合，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些更清晰的方向。

以上是我的简单分享，谢谢大家！